|近日，上海市社联礼赞68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社科大师”。上海体育学院首任院长吴蕴瑞榜上有名。吴蕴瑞提出“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强健之身体，合作之精神，须于体育训练中得之”。回顾吴蕴瑞先生的生平事迹，恰可展现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奠基与体育教育的开拓历程。

吴蕴瑞（1892—1976），字麟若，江苏江阴人；一级教授，上海体育学院创始人，并担任院长24年。曾任国家体委委员，上海市体委第二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体操协会主席。曾先后在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任教授、体育系主任，毕生致力于体育教育事业，是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淹贯博通、硕学通儒、治学严谨的学者，且具艺术造诣，长于诗文丹青，被称为“中国自己的体育家”、“体育界唯一的通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体育学界的代表，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五届代表。

- 第一个体育专业官费留学生 -

1916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特设二年制体育专修科，开我国体育高等教育之先河。吴蕴瑞出于对体育的挚爱，报考入学，立志献身体育事业。1919年春，南高师派吴蕴瑞到上海青年会体育训练班进修，结业后回校讲授人体机动学及体操。1921年南高师改名东南大学，他利用业余时间到新成立的体育系补读了本科课程，1924年取得体育学士学位。同年江苏省教育厅破天荒地为体育专业设置了一个留美学生名额，吴蕴瑞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赴美留学三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主修《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后进入美国体育理论界权威韦廉士教授主持的体育原理研究班学习。1927年1月，美国举办“体育与健康教育之关系”学术研讨会，韦廉士破例带吴蕴瑞作助手。他会内会外，像海绵汲水似地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拓宽了视野，开启了思路，出色地完成了研究课题。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7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吴蕴瑞在研究中发现，美国体育乃源于欧洲，其学理亦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他决心追本溯源，赴欧洲考察，先后到了英、法、德等国，广泛接触专家学者，收集资料，对运动力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在考察德国陆军体育专门学校时，特地请专攻物理学的严济慈作翻译，并共同探讨运动力学问题。他的见解得到外国同行的赞许，严济慈也深为其精神所感动。

1927年10月，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邀请正在德国进修的吴蕴瑞担任体育系教授、系主任，重振东北大学体育。他欣然提前回国，主讲《人体机动学》、《场地建筑与设备》及体操，深得师生的好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应聘为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1933年8月，担任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续任南大体育系主任，再执教鞭。

1932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聘请吴蕴瑞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编制体育法规。此前，他先后担任过教育部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国民体育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体育学会理事，江苏省第一、二届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评判部主任、总裁判等职。作为总裁判长，工作深入细致，作风严谨，亲赴现场，查看跳远沙坑的沙子和跳高横杆的质量。

解放前夕，吴蕴瑞积极参加校内进步人士张江树等组织的护校委员会，不畏强暴，使学校免遭劫难，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还支持和协助一些进步学生去解放区投奔革命。

-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 -

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南京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科的基础上，筹建体育学院。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吴蕴瑞担任7人筹建工作组召集人。校址在梵皇渡路（现万航渡路）1575号原圣约翰大学（是年该校各院系已调整并入其他高校）。11月，政务院任命吴蕴瑞为华东体育学院院长。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吴蕴瑞根据办学方针，秉持现代体育教育理念，主持制订教学文件，引进高水平的师资，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以高尚的品格、渊博的学识、求贤若渴的精神，树起了一杆旗帜，一些留洋博士、硕士，体育界知名教授，“拳王”、“杠王”，纷至沓来。据档案记载，当时的25名教师中，有7名教授，8名副教授，2名博士，2名硕士，6名欧美留学生，这在人才奇缺的建国初期，师资阵容堪称鼎盛。他组织6位专家，研讨制定第一份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等等。从筹备到开学仅一个月，基本完成了各项工作，保证如期开学。

1956年2月，华东体育学院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来上海为新校选址，吴蕴瑞院长陪同。6月，学校搬迁至清源环路650号（原为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后为上海市行政干校校舍，仿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顶盖，通称“绿瓦大楼”。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上海体育学院的标志）。

吴蕴瑞亲自规划新校园，广泛征求意见。他常说，校园环境整洁、优雅，学生才能有好心情去读书、训练。他同绿化工人费澍等商量，建荷花池，造六角亭，在绿瓦大楼前，用小冬青栽培成“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全年常绿，与大楼隔路相望。大楼后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学校如今仍是上海市“花园单位”。

吴院长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他长期体育教学、学术理论研究实践的积累，逐步凝炼成“身心一统，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的16字方针，它符合体育学科的特点，涵盖了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方法手段、培养目标等，为上海体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昭示了方向。即使在今天看来，与“立德树人”也是契合的。

- “以解剖与力学，解剖各运动之科学也” -

吴蕴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即提出“体育学术化”的主张，强调体育的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人口众多的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成绩落后，主要原因是受古代“重文轻武”、“清静无为”等思想的影响，体育“缺乏科学之基础”，以至“体质羸弱”，被世人讥为“东亚病夫”。他认为， “体育为强国的基本”，并提出 “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而“欲求进步，舍讲求科学方法岂有他道哉？”呼吁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以解决体育上一切疑难问题。他身体力行，1922年即开始研究新兴的运动学，“以解剖与力学，解剖各运动之科学也”。解剖学论人体各部之构造与力之来源，力学论用力之方向、时间、速度等，使人体之各种运动合于力学之公式及定理，以生充分之效力。他一面到东南大学理学院听课，一面到运动场上观看学生运动。在教学训练中，不只是讲怎么练，更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这么练，从而使学生明白体育训练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学生说，按吴老师讲的方法练，事半功倍。

1928年他在中央大学体育系首次开设了《运动学》课程，并结合教学训练，“用全副精神修改整理”，1929年完稿后又请两位物理学家校阅，1930年通过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90年出版的《中华体育之最》一书称：“（吴蕴瑞的）《运动学》不仅在当时体育落后的中国视为首创，亦远远超过同期国外其他运动学著作。”这在视体育为“小三门”，体育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旧中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意义深远。

吴蕴瑞还应邀担任了《体育杂志》、《体育季刊》等学术期刊的编委、主编，撰写文章累计十万余字，全面论述体育的意义和社会功能，并在杂志上展开讨论，以扩大影响。他提出，体育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能在提高运动能力、培育道德品质、还在促进校园的社交、娱乐和体育发展。他说：应当重视体育，经济条件越好，越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对体育的需要愈来愈迫切”。这在20世纪20年代是非常有见地的。

他对体育教育的重视更体现为爱学生、爱人才，始终把培养学生的品格放在重要位置，针砭学校体育中的锦标主义及不合理的运动会选手制度。1934年8月，他提出“全国各级学校应有一律之运动选手规程”的主张，并主持制订了有利于体育人才培养的 《全国各级学校选派运动代表规程》，由教育部颁发施行。

成书于1933年的《体育教学法》，从体育与社会、体育与教育、体育与健康以及身与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论述：体育为教育之一种，锻炼体格，陶冶品行，“强健之身体，合作之精神，须于体育训练中得之”，“教育寓于心者，体育属于身者，身心不可分，教育方法亦不可分”。所以，他认为， “体育为强国之基本”，体育应列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

1935—1936年，他还主编了《中小学体育教授细目》共24册，使中小学体育教学有了统一教材，并指出：“且不能有戏剧式色彩和贵族式气味，吾国所需要者，乃系平日全体人民参加之体育。”“体育主旨不在于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精神，体育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培养人为目的。”他还告诫说： “体育之目的若专在技能上之应用或藉练体育之活动达一种与文化无关系之目的，则根本错误。”他当年对体育精神的见解，令人肃然起敬。

- “体育教师应为人格导师” -

吴蕴瑞在长期的体育教学工作中，坚持提倡和宣传体育的科学化，1933年出版了《体育原理》（与袁敦礼合著），论述了体育目的、体育与人、体育与教育等等关系，其中包括理论与实践、体育与军事训练、近代体育与中国国情问题，进一步弘扬体育的科学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是死板地将在美留学时所接受的体育思想硬搬到中国，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用科学和辩证的方法，探求体育的原理与原则，解决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军事训练，体育政策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他在中央大学主讲运动解剖学，为弥补教学条件的不足，设法用动物器官代替，以增加感性知识。如讲心脏时，买来猪心，解剖后带上课堂，边讲边让学生看；讲肌肉时，买来青蛙，剥皮后让学生对照。还经常带学生到南京医院看人体标本；讲课时常在黑板上画简单的线条图，特别是讲关节的时候，结合图形讲解，抽象的理论一下“活”了起来，学生兴味盎然，也易学易记了。

我国最早的3位体育一级教授之一的袁敦礼先生曾说过：“吴麟若高才博学，中西兼长，他的旧学（即人文学科）底子很厚实，又妙能诗文丹青，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体育界真正是凤毛麟角。”他将学术触角延伸到体育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运动力学、运动解剖学、体育原理，以及体育建筑与设备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西方体育理论之中融入中国人的元素，时有“体育界圣人”之称。

吴蕴瑞作为一院之长，依然深入教学第一线，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培养。他从在多所大学体育系任教的经历中，感受到体育教师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次论述“体育教师应为人格导师，青年模范”，要有仁爱之心，始终重视培养教师和队伍建设。他认为，教育成功与否，“赖教师自身之人格、知识经验及技术”，“教师之人格，含德性、魄力、敏锐眼光策略、热心、忠实、有精神、热烈、公开等”。“和悦之容貌，和善之品性”等“亦在所必需”。

吴蕴瑞率先垂范，关爱学生。中央大学体育系有个叫徐恕忠的学生，由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总分第一而特招入学，农家孩子，带些土气，性格内向，眉头不展。当时，吴蕴瑞作为系主任，除了生活上关照外，还同这个大龄学生单独谈心，鼓励他。徐恕忠因家庭经济拮据，营养不足，影响了训练和健康，吴蕴瑞为他申请了助学金，并鼓励他树立信心，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同时要求和希望系里的老师和同学在生活上对他多多关心。徐恕忠毕业后先后在七八所大、中学校任教，成绩斐然。1947年，贵州省举办学生运动会，徐恕忠代表学校请吴蕴瑞前来指导，吴蕴瑞欣然前往，对来自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学生运动员进行技术指导。

同时，吴蕴瑞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加强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选派优秀者去进修。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成立后，陆续派青年教师去参加研究班，听苏联专家讲学。在“派出去”的同时“请进来”，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等就是那时请来的。运动生理学教授陶心铭深情地回忆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吴院长亲自给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黄家驷教授写信，推荐我去进修。黄院长做了周到的安排，我回校后不光能讲运动生理学，后来还能进行人体活检。”当时的体院教师队伍，堪称群英荟萃，为后来的教学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还出了一批名教练等专门人才，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体育界的栋梁。

吴蕴瑞通常早早来到操场，察看学生早锻炼情况，有时还和学生一起跑步。那时，大多数学生家庭经济不宽裕，往往光着膀子锻炼，见院长来了，觉得不礼貌，有的便忙着去穿运动衫。此时，他总是慈祥地笑着说：“继续跑！继续跑！”有时他也“赤膊上阵”，与学生“同流合伍”。所以，学生都说，吴院长“一点院长架子也没有。”

他还坚持看课。一位教授回忆说，一次上体操课，练习单杠屈伸上，很多同学都上不去。在一旁看课的吴老师对我们说：体操光靠力气不行，你们的动作不符合力学原理，所以老是上不去。接着，他在单杠前讲了力点、支点的原理，边讲边做，动作轻松而漂亮，同学们惊叹不已：“这么大年纪（时年花甲）还做得这么轻松、这么好！”学生们按他讲的做，很快掌握了，心悦诚服。如今已届杖国之年的教授们回忆起来，仍很激动，总是异口同声地称赞：“吴先生上课，理论联系实际，形象生动，深入浅出，易懂易学。”黄良友教授回顾说，吴先生在讲解下肢运动时，用奔马跑动时的趴地动作启发大家思考，训练时反复体验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足部各关节的活动，短跑时想象奔马的形态，理解短跑的特点，理论上懂了，短跑成绩也提高了。

几位教授还谈到，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经常到吴院长家请教问题，总受到热情接待，师母还用水果、点心招待，充满了家的温馨。“我们问问题，吴老师并不马上解答，而是先反问几个 ‘为什么’。这一问，我们一思考，豁然开朗，答案也就有了。”

1956年，学校派黄良友和另一同学去中央体育学院研究班听苏联专家讲学。由于走得匆忙，钉鞋忘了带。吴院长知道后一直放在心上，一次去国家体委开会，专程到北体给黄良友送去，并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前几年谈起此事，因年高说话已不大流畅的黄教授像小青年似地激动，他说：“老院长给我送钉鞋，当时想都不敢想！其他同学也非常感动，十分羡慕。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

- “爱画尤入骨髓” -

吴蕴瑞在琴、棋、书、画上也颇有造诣。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公开演奏过琵琶与古筝；在书画方面造诣更深，抗战前曾在重庆、上海举办过四次个人画展。从青年时代起，就精研历代名人法帖，擅长草书，同时着意于竹、梅，清香有节，后及翎毛、花卉，为书画界所推崇，同一批书画家成莫逆之交。美术理论家邵洛羊说，吴蕴瑞先生书画功力深厚、艺术素养高，在中央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时，就与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先生切磋丹青。老友范曾为他画像。吴蕴瑞特别写得一手好字，一位老师说过一件趣事：一次，他给老友、著名武术家王子平先生写信，介绍四位学生去中医疗伤。王先生看着信，爱不释手，连赞“好字！好字！”竟“忘”了带信的学生。

徐悲鸿在《吴麟若画展》一文中曾评说:“江阴吴蕴瑞先生麟若，以名体育学家而酷嗜艺术，而爱画尤入骨髓。以竹为师，所诣清逸，卓然独到。渐渐扩大领域，写花卉鸟兽，其中尤以梅花芙蓉家鸭水牛为有精诣。”时有“徐悲鸿的马”、“吴蕴瑞的牛”之说。徐悲鸿赠予他颇多名作，如《食草之马》《九方皋相马》《五骏图》等等，徐悲鸿去世后，他都无偿捐给了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他还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宋哥窑水盂、康熙五彩仕女瓶等古瓷。

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吴蕴瑞特意从朋友处借来一架望远镜，连续多日到鸡鸣寺细心观察小鸟在枝头的各种动作神态，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假日，常去农村深入生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察看牛的形态、动作。他笔下的飞鸟、牛犊栩栩如生，十分传神。至今，泰山岱庙仍存有他的墨宝。

吴蕴瑞夫人、画家吴青霞说： “老先生平时讲学写文章以外，酷嗜书画，早晚临池作画，从不间断。书画相当出色，在体育界是少有的。我们的结合，正是由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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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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